“琮王”上的“神徽”，陶罐上的12个符号，老祖宗还有多少秘密藏在这里

中国的新石器时代，有一处文明遗址，以玉器(yùqì)的使用和随葬(suízàng)为最主要特征，包括大件的玉琮、玉钺和玉璧等。这就是良渚文化。 良渚文化是距今5300年至4300年期间、在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发展起来的史前文明，如今(rújīn)共发现(fāxiàn)500多处遗址，以良渚遗址附近的莫角山为中心区(zhōngxīnqū)。良渚遗址出土的文物，如今主要(zhǔyào)存放在位于浙江省杭州市的良渚博物院、浙江省博物馆等机构中。 良渚博物院(bówùyuàn)展览面积4000余平方米，展出良渚文化时期玉器(yùqì)、石器、陶器和漆木器等各类珍贵文物600多件(duōjiàn)（组）。博物院展览依托“水乡泽国”“文明圣地”“玉魂国魄”三个展厅，展示了良渚遗址和良渚文化的考古成果、遗产价值，体现了良渚文明在(zài)中(zhōng)华文明“多元一体”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贡献 图据：良渚博物院 良渚(liángzhǔ)玉器的精致程度足以证明：在距今五千年前，华夏先民的文明已经达到了怎样的高度(gāodù)。 沉睡数千年，良渚遗址被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(niánqīngrén)唤醒。 1936年冬，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（今浙江省博物馆前身）馆员(guǎnyuán)施昕更，在家乡良渚(liángzhǔ)(liángzhǔ)周边的田野阡陌之间终日埋头调查，独自发现黑陶、石器等大量古物。第二年春天，他邀请发掘过殷墟的董作宾、发掘过城子崖遗址的梁思永等当时一流(yìliú)的考古学家来到良渚参观(cānguān)，良渚得到刚刚萌芽的中国考古学界的肯定。 1938年，投笔从戎(tóubǐcóngróng)的(de)(de)施昕更一边在浙南参加抗战，一边继续考古整理，使得五万余字、一百余张图片的《良渚（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）》得以在战乱下的上海出版。这本正式发掘报告，确认出土的黑陶和石器是新石器时代(shídài)的遗物。 良渚文化陶鼎。夹砂红陶，底部为三鱼鳍形足，外表(wàibiǎo)黑色发亮 虽然施昕更于(yú)两年后(hòu)去世，生前也始终认为良渚(liángzhǔ)只是龙山文化的一支，但“良渚”的名字却就此长期存在于考古学界的视野中。1959年，考古学家夏鼐正式将这一长江下游地区的文化命名(mìngmíng)为“良渚文化”。 随着时间(shíjiān)的推移(tuīyí)，良渚文化的精彩逐渐(zhújiàn)浮出水面。从1973年发掘苏州草鞋山墓葬开始，良渚周边的墓地相继出土大量丰富精美的玉器，玉器由此取代黑陶成为良渚文化的名片。 龙首(lóngshǒu)纹玉镯。直径8.2厘米 1986年，当良渚被施昕更发现(fāxiàn)五十周年时，考古学家(kǎogǔxuéjiā)在遗址上找到了良渚文化最显贵的墓葬。反山和瑶山墓葬的发现及发掘，号称“琮王”等超(chāo)规格玉器的出土，再一次震惊学界和世界。 良渚终于显示出了(le)它独一无二的(de)魅力。2018年，“良渚古城遗址”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(liánhéguójiàokēwénzǔzhī)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递交了提名申请(shēnqǐng)，成为中国第一个申遗的新石器时代遗址。2019年7月，良渚遗址正式进入世界遗产名录。 以“玉”为(wèi)特色的良渚文明(wénmíng)，并非长江下游最早的玉文化(wénhuà)中心，距今5500年左右的安徽巢湖凌家滩文化才是。从凌家滩文化开始，渐渐开始了“玉石分野”：玉，不再是笼统的“石之美者”，而是(érshì)专指软玉。但凌家滩文化的玉石分野还不十分(shífēn)明显，因此既有软玉的玉龙，也有重达88公斤的玉石猪。 但(dàn)到了良渚文化时期，玉和石的(de)(de)区别更分明了。玉石未分野之前，玉器的价值更多体现在制作技艺(jìyì)上，材质本身的价值并不突出。从玉文化的角度而言，良渚的兴起可(kě)理解为先民继续寻找更好玉质材料的尝试过程。最终良渚出产的最好的玉器、最好的玉石材料和制玉技艺，都体现在良渚贵族的墓葬中。 而(ér)这之中的重中之重，无疑是玉琮。 “琮”是《周礼》所记载用以“礼天地”的“六器”之一，而目前最早的考古出土实物资料，就是见于(jiànyú)良渚(liángzhǔ)文化。良渚玉琮大体上可以分作两类：一类被称为(chēngwéi)“镯式琮”，其外形和手镯相似(xiāngsì)；另一类即典型外方内圆柱状的琮。 镯式(zhuóshì)玉琮，1987年瑶山遗址出土 这两类玉琮共同的特点(tèdiǎn)是表面都刻划有神人兽面为主题的图案，并且大多对称排列。镯式琮往往比较矮，通常只有一节至多两节(liǎngjié)的纹饰(wénshì)；而方柱状琮则高矮不等，纹饰从一节到十数节不等。 简化神人纹玉琮。高10.2厘米、射径(shèjìng)22.5厘米、孔径(kǒngjìng)1-1.1厘米 1987年，在反山遗址(yízhǐ)12号墓(mù)中出土6件玉琮，其中5件玉琮大小、高低、节数稍有区别，位于墓主胸腹位置；剩下一件玉琮位于墓主头部附近，是已发现的良渚玉琮中雕琢(diāozhuó)最精美、品质最佳、体量最大的玉琮，所以被誉为(bèiyùwéi)“琮王”。 “琮王(wáng)”内圆外方，中部贯穿(guànchuān)，高8.9厘米、直径16.5~17.6厘米，重达6500克 图据：ICphoto 在发现玉琮王之初，考古人员并未(bìngwèi)过多关注(guānzhù)玉琮上的细节。其被(bèi)送往文物库房进行编号、拍照之后才发现：玉琮王上竟刻画着头戴羽毛发冠、骑在神兽之上的“神人兽面”图案。 图案的主体为(wèi)“神人(shénrén)”，面部呈倒梯形，眼睛、鼻子、牙齿(yáchǐ)都非常(fēicháng)写实。“神人”头上还戴有高耸的羽冠，内层刻有连续卷云纹的帽饰，外层为放射状羽翎大冠。“神人”的肢体都以阴纹细刻而成，上肢作抬臂、弯肘状，五指平张。“神人”的身下是一只伏在地上(dìshàng)的神兽，外框有椭圆形的眼睑，之间以桥形凸面相连，有鼻梁和(hé)鼻翼，阔嘴内有尖利的牙齿。 神人兽面纹（局部） 图据《文明的曙光：良渚文化文物精品集(jí)》 这个图案，是良渚文物中细节表现最多(zuìduō)的(de)一个，常常也被称为“神徽”。北京大学教授秦岭(qínlǐng)认为，这个图像到底是什么，很难从后代文献中去简单回溯早期的思想观念，“《说文解字》中，‘灵’字条(zìtiáo)下释(xiàshì)巫为‘以玉事神’，或许良渚的权贵们，这些制玉用玉的特殊社群，正是‘以玉事神’的最早的巫觋。” 玉琮之外，还有玉钺。长江下游地区是中国史前石斧、石钺最为发达的(de)地区，发展到良渚文化的时候，石斧已经基本脱离了(le)生产的实用功能，与玉琮、玉璧一起构成了用玉制度的核心，是显贵(xiǎnguì)者阶层(jiēcéng)特定身份地位的玉质指示物。 双孔玉钺，1986年反山(fǎnshān)遗址出土 玉钺在良渚文化中数量不多，一般仅见于等级最高的男性墓葬中，而且一座墓基本上只有一件。它的普及率(pǔjílǜ)要(yào)低于玉琮(yùcóng)和玉璧，这或许也反映出它的意义确实不同凡响。 在良渚的(de)一件陶罐上，其肩部及上腹部刻有亦图亦文的12个符号，李学勤教授称其为“前所未见的珍品”。它(tā)即便不算正式严格意义上的文字，也是文字的前身(qiánshēn)。 刻符黑陶罐。因出土于河沙中，故器表面呈锈红色(hóngsè) 无论(wúlùn)玉器还是文字符号，都显示(xiǎnshì)良渚文化已经进入了文明时代。但距今4300~4000年时，良渚文化却悄然消失。后继的马桥文化无论是农业经济、玉器还是聚落形态(xíngtài)，都无法和良渚文化相比，呈现出明显(míngxiǎn)的倒退。 关于良渚文化的消亡，学界提出多种理论解释，诸如洪水说、农业恶化说、瘟疫说及社会资源(zīyuán)耗尽说等等，但至今尚无定论(dìnglùn)。 作为与安徽(ānhuī)凌家滩文化、辽宁红山文化齐名的中(zhōng)国史前三大玉文化之一，良渚文化在华夏文明史上刻下了浓墨重彩(nóngmòzhòngcǎi)的一笔。先民的智慧和心血，寄托于精美的玉器中长存，也令后人钦佩仰望。 文 启凌 编辑 苏静(sūjìng) （下载红星新闻，报料有奖(yǒujiǎng)！）